简辞让不受，并举荐了张士逊，别人赞叹他真君子，狄进却只佩服他进退自如的政治手段。
换成旁人，刚刚贬官回归中枢，再有这千载难逢进位宰相的机会，哪里还会退让，先迈出这关键一步再言其他，但吕夷简偏偏就能权衡利弊，做出最佳的选择。
宰相有三位，如今仅存王曾，即便张士逊上位，还有一位空缺，何况张士逊能力远不及吕夷简，只是资历足够，如今这番谦让，第三席自是再无人能与吕夷简相争，还能彻底弥补之前的过错影响，将宰相之位坐得更稳，宰相的权势握得更牢。
这不仅是对政局的判断，更要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！
“厉害！”
狄进略作感慨，重新将注意力回到手上的文献中。
王尧臣见了也沉下心来，一起帮忙。
原本以为这位只是说说，结果发现，无论是推辞御史之位，还是准备兴修史书，都是来真的。
狄进不需要御史资历，相反御史的经历会对仕途造成阻碍，他是真的坚持不受，至于编修《唐书》，更是真心实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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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时期的《唐书》，在后世被称为《旧唐书》，是五代时期编修的，可以说潦草成篇，许多地方就是直接摘抄，根本不作处理，完全是不合格的史书。
不过五代时天下大乱，没人顾得上这个，到了如今天下太平，有关前唐的历史文献又有了不少新的发现，所以仁宗朝重新编修《唐书》，即后世的《新唐书》，可以说是一个必然。
历史上编修《新唐书》的有一群人，最主要是两位，一是宋祁，也就是三元魁首宋庠的弟弟，另一位就是欧阳修。
宋祁负责修撰列传，前后长达十七年之久，欧阳修负责本纪、志、表，而宋祁的列传先成，欧阳修的本纪、志、表后成，然后再由欧阳修统稿删革为一体。
相较于潦草的《旧唐书》，《新唐书》的优点无疑是很多的，但缺点也有不少，其中一个深为后世诟病的，就是作史者多为文学家，太重个人情绪，以自己的喜好增减内容，扭曲事实。
比如编撰的时期，正好是古文运动大兴的前后，西昆体没落，受够了骈文的欧阳修等人立刻出手，把前唐诏令奏议中的骈文统统改写成散文，这无疑是有损史料价值的；
而欧阳修等人十分喜爱韩愈和柳宗元，把他们的许多文章载入各自的列传中，而这些文章实际上与史事毫不相干，等于在正史里面追星了；
欧阳修又特别厌恶佛教，将孙思邈、玄奘、神秀、慧能等人的事迹统统删掉，唐代佛教历史也不记载……
最为后人熟知的，还有关于武则天的记录，对于女帝，欧阳修等人自是极为不喜的，所以唐朝野史里面的记录多有采纳，反正说坏话的都记上，堪称正史为野史背书，谣言的制造机。
这就是文学家修史的弊端，全凭一己喜恶，当然绝对客观的也不现实，只要编撰者是人，总有主观偏向，就算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在许多内容上极为克制，亦免不了带有个人情感。
狄进倒也不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鄙视前人，他只是准备去糟存精，将《新唐书》的优点保留下来，再把那些槽点去除。
这是一项大工程，宋祁、欧阳修等一众人断断续续修了二十年，狄进提前拉开这场修书的序幕，所耗费的时间也是要十数年之久。
所幸这件事首先不需要以一己之力完成，可以自己定下基调，再多招文人协助完成，其次也不需要连续做成，反倒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，来日若是卷入政治风波，就退回馆阁修《唐书》。
相比起狄进的未雨绸缪，王尧臣的目的就单纯多了，他原本没有关注《唐书》，但这些时日真正了解后，只看得直皱眉头，也坚定地参与进来。
当然他们还不够资格，便又请出了知贡举的刘筠。
刘筠早年参与修撰《图经》及《册府元龟》，被公认为精细敏捷，有了这位翰林学士出面，初步具备了修史的资格，先把前期工作完成。
此时两人面前各自摆放了几摞史料文献，王尧臣还时不时去书架上，寻找自己想要查阅的资料，倒是突然高声道：“仕林，这是你感兴趣的渤海史料！”
狄进闻言起身，就见王尧臣从角落里抽出一本厚厚的书册，掸了掸上面的灰尘，递了过来：“《渤海记》？这可是好书啊！”
此书是唐朝使臣所著，在出使渤海期间，留下笺、启、赋、诗等大量文字，并记载渤海的年号、官制、地理、交通、物产、风俗等情况，后世已亡佚，只能从《新唐书》里面摘录的部分作为参考。
此刻拿到完整版，狄进先是翻开，大致阅览了一遍，心头有了数，然后唤来书吏，让他-->>
第三百二十三章 我也给你诚意，你受得住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