毫不差。

    很多人以为，糊名和誊抄是宋朝发明的，实际上并不是，在唐朝时期这些措施就已经短暂地实施过，但后来又被放弃。
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，根本没有用，舞弊行为太严重了，考前直接泄题，考后进士名额基本就是由世家权贵指派和划分，从上到下，排座座分果果，大伙儿都心知肚明。

    既然是这样的局面，与其多此一举，掩耳盗铃，还不如就让考生的笔迹出现在考官面前，也别弯弯绕绕，白费人力物力了。

    而到了宋朝，科举可以做到公平化，糊名和誊抄才是保证公平的具体措施，这个因果顺序不能颠倒。

    考卷完成了防作弊的处理后，才送到真正的考官手中，开始阅卷。

    如果是历史上的二三十年后，考官阅卷的顺序，无疑是先看贴经墨义，这些较为基础的题目，错误的地方不能多，一旦超过两处，那就可以放到一旁，直接黜落了。

    但现在不行，得先看诗赋，诗赋写得好，只要贴经墨义不是错漏百出，太过夸张，都可以录取。

    “调绘满眼，典实富艳，这篇写得极佳！”

    “这篇也不错，典雅藻丽……”

    “再看这篇，清丽雅致之间，又有几分雄健气骨，难得！太难得了！”

    批阅低水平的枯燥作品，自是一件极为无聊的事情，悲剧的是，科举应试的作品大多都在此列，偏偏不能全部黜落，只能在其中矮个子里面拔尖。

    而当好的作品出现时，考官只觉得久旱逢甘霖，那个激动就完全可以想象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也与考官大多是国子监里的博士有关，这些试卷固然经过誊抄，但从文风里面也能窥得一二，有些熟悉学子的，更是能辨认出试卷的答题者。

    “这篇或是韩稚圭所著，浑朴敦厚，一如其人啊！”

    “这篇倒有些像文宽夫的文风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篇又是谁的呢？当真好文采！莫非是王伯庸？却又有些不像……”

    糊名誊抄抵挡不住考官的好奇心，否则后来也不会传出著名的故事，欧阳修错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曾巩的，致使苏轼丢了状元，实际上是第二场省试的头名。

    这个故事十之八九是苏辙编的小作文，因为苏轼和曾巩两人的文风相差实在太大，除非那时已经是天下文宗的欧阳修瞎了眼，否则怎么也不会搞混。

    但类似这种考官通过文风发现答题者身份的事情，有没有发生过，肯定是有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现在的阅卷阶段还不涉及最终排名，即便涉及，第一场解试主要是为了获得第二场省试的资格，除了头名解元重要，后面其实都没太大关系，所以对比的态度也很轻松。

    当一篇篇诗赋可取的卷子被挑选出来，汇总在一旁，众考官才开始着重审核这一批考卷的贴经墨义。

    这部分反而简单，一来是有比较统一的答案，核对便是，二者也不关键，错上几处小地方，无伤大雅。

    “咦？”

    但就在这时，一道压抑不住的惊叹之声响起：“如此冷门的两道经义题，此人居然也答得分毫不差？”

    贴经墨义固然次要，但并不代表白送，有的时候还是会给一些难度的，适当出一两道偏门的题目，为的就是区分高下，不然稍稍擅长经义的全都满分，那也没有意义了。

    可现在这位的答题，当真是满分，挑不出任何毛病的那种，最关键的是，当考官翻到前面的诗赋篇章时，顿时震惊了：“正是那诗赋最佳之人！”

    别说他了，左右被吸引来目光的考官听了，都凑了过来，大为好奇。

    他们大部分阅卷都不止一届，最长的已经有三届科举阅卷的经验，很清楚擅长诗赋的，往往后面的贴经墨义会错漏一些。

    并非基础不扎实，而是世人都知道诗赋的重要性，精力侧重都在这里，应试诗赋又有重重枷锁，需合乎规矩，贴题、用韵、对仗，半点错误不能有，忌讳更是绝对不能犯……

    在这些基础上，还得写得花团锦簇，贵气十足，才有可能脱颖而出，综合难度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有的考生想了一整场，都写不出一篇自觉满意的诗赋，心态又不够成熟，直接就崩溃了。

    即便是久负盛名的才子，这方面花费了太多精力和时间，次要些的贴经墨义当然就难免出点错。

    而如果前后都能答得完美无缺，对于阅卷者来说不仅批阅这一份轻松，排名时也毋须多想了。

    众人传阅一番，皆抚须微笑：“看来今科国子监发解试的头名解元，非这位学子莫属了！”